一、光复前后和反袁

1904年，我去北京京都法政大学求学。这个官僚主办的学校，当时根本没有传播什么进步的政治思想。但这时我认识了一位休宁同乡程家柽(字豫孙曾在黟县西递胡倬峰授业)，刚由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回来，是同盟会派在北京做地下工作的，公开身份是邮传部主事。通过他，我经常可以看到一些新书报，如《黄帝魂》、《自由钟》、《革命军》等。在此以前，我虽亦看过《新民丛报》，但当时对于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的区别，我是认识不到的，只觉他们的议论新颖而已。1905年吴樾在安庆炸五大臣专车，这事使我很受感动。1906年东三省改建行省(在此以前，东三省系依满州制度只设将军。至此才改为省)，总督徐世昌，奉天(即今辽宁)巡抚唐绍仪，吉林巡抚陈昭常，黑龙江巡抚程德全。我父亲应徐世昌之邀，由湖南去北京，在邮传部工作(徐原任该部尚书)，及徐调至东三省任总督后，他又跟了去任文案(即秘书)。1907年7月我在法政毕业。此时又发生徐锡麟在安庆刺恩铭的事再次使我受到很大感动，加深了对清廷的认识，不愿腼颜在清廷作官。但官僚的奢华生活，却又在诱惑着我。要说我已完全不想做官了，那也是自欺欺人之谈。这时，程家柽给了我帮助，他对我说：“青年人应该参加革命，在清廷做官是没有前途的。现在东北新建行省，那里的新军里，有很多革命人物，其中力量雄厚、立场坚定的要算延吉边防督办吴禄贞。我们可以一起到延吉去，在那里，我还可以介绍你认识一些朋友。同时那里处于日俄纷争之下，清廷的控制力量薄弱，革命活动也比较容易进行”。于是，我就同他和另外一位名叫白逾桓的同志结伴去东三省。(白主张革命最力，绝对不肯做官，大遭清廷之忌。因此他改名吴友士，直到光复以后，才恢复原姓名)。到奉天住了八天，再和他们一起到达延吉，我在粮饷局里担任个干文案的小差事，每月只五十元，用来掩护我做革命工作。这时我认识了吴禄贞和在他部队上工作的柏文蔚(字烈武，安徽人)、赵声(字伯先，镇江人)、辜天保(湖南人)、柳大年(东北人)、刘艺舟(湖南人)等人。并经过程家柽和柏文蔚的介绍，我参加了同盟会。当时组织上的意见，要在延吉办份报纸，宣传革命，决定留辜天保、柳大年在延吉办《边事日报》，刘艺舟则专搞新戏；我与白逾桓仍回北京。1907年12月，我和白回到北京，同住在黟县会馆内。由于北京是清朝的首都，控制较严，人民久受深重压迫，对革命道理一时不能完全理解。几经曲折，我和白所办的《国风报》直延至1908年2、3月间才开始发刊。白任总编辑，我任主笔，工作人员不多，一共只有五、六人。在《国风报》工作至1911年武昌起义时，我们在北京还不能公开宣传革命。其时吴禄贞已提升为第六镇统制，调驻保定，分镇石家庄，地当京汉铁路要道。一般革命党人都想凭藉吴禄贞的实力来夺取领导权，集中在天津和吴联系；吴是最反对袁世凯的，当时他提出了两个对付袁的办法：一是联络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协统兰天蔚，进军北京，推翻满清政府，阻止袁世凯回京。但他又感到自己力量薄弱，怕弄巧反拙。因此又提出了另一个办法：到北京去拥护清政府反袁，俟反袁成功后，再推翻清政府。他自以为这个办法比较稳健，极力主张。而这却是极大多数人所不能同意的，大家对吴是失望了。聚集在天津的党人乃散开来各奔前程，有些人回了北京。这时我们才在报纸上公开宣传共和，报导各省纷纷独立的消息。袁见党人已分散，就利用他的大儿子袁克定来和党人接近(由于汪精卫的介绍，袁克定得以混入同盟会)。另一方面，以三万元买动吴禄贞的卫队长，叫他暗杀吴。有人向吴提过这事，劝其提高警惕。吴丝毫不在意，笑着回答：跟了我多年的人有什么问题。后来，9月16日的夜晚，吴果被他那卫队长谋杀死了。吴死后没几天袁就回了北京。这时，我们对袁没有认识，并不存什么恶感。我们主张联络新军，在北京来一次暴动，袁克定也表示同意并从中为之谋划。袁世凯却佯装不知我们的行动计划。到了约定起事的那一天，我们到部队上去(去的人不多，只有十几个)，当我们向部队喊口号时，他们只对着我们笑，既不逮捕我们，也不附和我们。原来，我们所约好的那个部队早两天就开发了，袁克定也于几天前去了河南。这些情况我们事前毫不知道。结果我们总算使了一点颜色，烧了大理院和礼王府，这可惹了袁的恼怒。从此之后，革命党人不时失踪(前后约二百余人)，袁派出侦探到处窥伺革命党人。正在这个时候汪精卫也被清廷释放了，我们大家去欢迎他出狱，并准备接受他的领导，来干革命事业。谁知汪精卫出狱以后，并不积极革命，反而替袁世凯奔走，出谋献策。他曾无耻地对我们说：“北京为国际观瞻所系，不能与他处相提并论，不宜有过激行动。”当下就有人反问他：“去年你不是也要去炸摄政王吗?为什么今天就不准有过激行动?”问得他哑口无言。这时袁世凯的凶恶面目已完全暴露，我们恨透了袁世凯。因此也恨汪精卫，不再和他接近了。汪清卫曾和袁克定拜把，向袁世凯下跪叩首，还曾和杨度组织过“政治研究会”。该会成员就只他们两人专门捧袁。更令人惊奇莫解的是南北议和中，汪精卫既是以孙中山为首的南方的参赞，又是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方参赞，充分表现出他那两面派的投机面目。1937年柏文蔚住在我家，在闲谈中，我就断言汪精卫要当汉奸。柏谓不然。可是事隔两年，汪就公开卖国，当了头号汉奸。

当时袁世凯派出的密探，满布在我们左右，我们住在黟县会馆里，开会时以下棋和打麻将为掩护，故意敲击着棋子和麻将，其实却是用手指沾茶水在桌上写字来进行讨论。我们虽曾发现住所的屋顶上都站着有人，但由于做得机密，敌人并没侦查出什么，因而没有出过事。

1911年9月，张先培、黄三萌、杨禹昌三人在东华门便宜坊酒楼下，投炸弹谋炸袁世凯，没有成功，三人当场被捕，夜里即遭缢杀。袁回去后，换过马车，仍然出来，有人劝他暂避刺客，袁说：“革命党人有什么用?我没被炸死，他们还不吓得跑光?”果然革命党人因惧怕袁的淫威而纷纷离开了北京。我和郑玉齐一起跑到天津，准备和陈天民他们在津办《民约报》，刚筹备就绪，1912年2月我又因事回到北京，这时临时政府已成立，袁在表面上不能不较为温和，解除了党禁，党人大都仍回北京。我回北京后，仍在《国风报》工作，5月间转至《中国报》任主笔。

1912年8月，宋教仁为了想当内阁总理，在国会内多捞些票数，因而不惜向官僚政客妥协。主张同盟会与官僚所组织的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促进会、共和实进会合并成立国民党，废除男女平权、妇女参政、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等富有革命色彩的纲领性口号，篡改民生主义为注意民生；问题，民权主义为新旧合作与朝野合作的妥协政策，至于民族主义，在宋教仁他们看来，认为是已经解决了的。这一主张提出后，许多有正义感和责任心的真正革命同志，对宋的倒行逆施，感到无限愤慨，有的人还为之痛哭流涕。当时我们组织有一个“三不会”：一、不做官；二、不当议员；三、不参加其他党派。后来，其中的绝大多数(如张继、王正廷等人)都违背了约言。“三不”实际上成为他们的“三要”了，只有我这个“傻瓜”墨守未渝。当时，我们还希望宋的主张不能实现，谁知宋的主张亦被孙中山采纳。同盟会真的要和那四个党合并为国民党。8月24日孙中山到北京,25日国民党的成立大会在北京开会，宋在会上发表了演说，主张废除男女平权等口号，后引起了许多女同志的愤慨。当时唐群英、傅文郁、沈佩珍三人出来和宋争论，结果，唐打了宋两个耳光。我们虽也恨宋教仁，但却做不到她这一着。宋挨了耳光之后，老羞成怒，更加热心组织国民党的工作。

1912年8月，袁世凯邀孙中山、黎元洪；黄兴去北京。黄兴于9月间到京。我们大家开会欢迎他。在会上，他向大家夸耀他黄花岗战役中的功劳，并把他在该次战役中失去手指的手伸出来给大家看。我当时就向黄说：“在革命斗争的过程中，北京一地死难的烈士，就有二、三百人，抛头颅，流热血。而现在有的还尸骸未收，有的则子女流离失所，无衣无食，没听说党曾对他们有任何照顾，而有一些人高官厚禄，这不见得妥当吧!”黄兴听了我的话，连说：“这是我们的疏忽。”后来，果然拨了一笔钱把烈士的遗骸和家属，都作适当的安排。黄克强(即黄兴)这种闻过则改的精神是值得赞赏的。  

1912年12月，我们成立了一个“国会地点研究会”，会址就设在《中国报》馆，大家举我为会长，并把该会负责人的名单公布在门口。我们是主张国会要迁回南京的。到1931年1月间，袁世凯派国务院秘书程克来笼络我，想把我收买过去，许我以绥远垦务局局长的职位(这是肥缺，年收入可达二万元)，被我严正地拒绝了，没上他的圈套。事隔不久，忽有与我素昧平生的黄某(名字失记)到我寓来访，见面后对我备致推崇，并邀我当夜就去吃“花酒”，我答应了。黄还说：“有可邀的朋友，就邀一两个去，最好还是你一个人去吧!”我送黄出门时，刚好同寓的乔紫山回寓，见黄走后,他诧异地问我：“他来干什么?你怎么认识他的?”我反问：“他是谁?我并不认识他。”当即把黄“慕名”来访的经过说了一遍，乔即向我揭穿了黄原是一个大特务；干尽了坏事，许多同志的失踪都与他有关。但我既已答应他去吃“花酒”，明知今夜的宴会，决不是好会，不去固然不行，要去就必须事前做好准备。当时，乔邀人计议，为我做了这样的布置；派人先到我们吃酒的那一妓馆去，在黄某定的那个房间的左右房间里吃酒。我如发现有意外，则借酒装疯，掷杯为号。大家便出来救我出险，并叫韩伯棠(后更名笑桓)陪我去赴宴。在宴席上，黄开始对我还客气，后来越说越不对劲，双方终于吵了起来。我一掷杯，左右房间的人蜂拥而出，大家故意诧异地说：“饭牛(我当时的名字)，你醉了吧!”装着上前解劝，把我簇拥出来，安然脱险，这一着是黄某始料未及的。因此，他虽带了一些爪牙，但在这突然而起的情况下，我们的人多，他亦未免张煌失措，睁眼看着同志们把我护走。我们走出妓馆，在门口不远处，看到有辆准备绑架我的蒙有布幕的马车。事后听说黄某因办事不力受到处分。

后来，“国会地点研究会”开会时，袁世凯利用国会研究会会员何仲雅在会上提议，要邀请全国各省派代表来京参加讨论。这意见当然没有人会反对，由我发出通知，邀请各省派代表来。结果一共来了一百多名代表，代表都是军人。只记得云南是李根源、安徽是胡万太、浙江是吕公望(其余记不得了)。由于袁世凯嗾使王兰祥从中进行拉拢、收买、分化，以至讨论结果，多数主张国会仍留北京。“国会地点研究会”就这样解体了。本来我们虽名为研究国会地点，其实是因为中央政府应由国会产生，国会在哪里，政府也应该在哪里。我们所讨论的建都地点问题，目的是想把袁世凯弄来南方，藉以摆脱和削弱他在北京的势力。

1913年2月间，我因去总统府机要秘书言仲远采访新闻，发现有一份冯国璋向袁世凯劝进的奏表。我觉得这牵涉着国事，有必要事先进行揭发。趁言不在意时，顺手带走了那份奏表，次日把它在《中国报》上公布。现在还记得该表中有的警句：“孙黄失志，已落英雄于彀中，黎段尽心，可寄将军于阃外”。奏表在报上披露后，冯国璋向法院起诉，告我造谣诬蔑他。开庭时，他请的法律是曹汝霖，我自己也没出庭，是托韩笑檀代表出庭的。在法庭上，冯国璋等绝想不到奏表已入我手中，仍坚持赖我造谣胡说，等韩拿出原表呈堂时，庭上不能不裁判冯国璋败诉。冯只好托人向我们软说要我们更正。结果，冯出了三千元捐给报馆，由报馆含糊其词地作了“更正”。不过，从此我们就与他们结下深仇大恨。“一不做、二不休。”我又在《中国报》上发表了自己写的《讨袁世凯檄》，其文有云：“……石敬塘父事契丹，仅及割地；袁本初委信谗口，凶只厥家。逆莽终移汉鼎，但负朝廷；奸桧虽杀岳王，尚留诸将；大憨玩弄万民，底神嚣为私产；毒痛四海，杀志士于无声。举债丧权，委神州于扶桑；暮四朝三，视彝宪为刍狗。载在盟府，竞自食言；滋出苛章，谁能堪命?群凶满道，棘地荆天；小丑跳梁，窥闺何阃。凡我同胞，莫不裂眦!历观古来邪恶，未有如今天之大憨者也!神纵不灵，民实难侮。玩火遭焚，实事理之必然；倒行逆施，信末日之已至!……(原文久已亡佚，此凭记忆补写)

就在这时，袁的走狗法制局局长、公民团团长(领导打手去捣毁参众两院的特务组织)施愚，也是极力主张劝进的。我们经常在报纸上与他进行论战；揭露他的阴谋。有一天，我在“醉琼林”吃酒回来，路上碰上了，他坐在车上，一看到我说：“啊，饭牛先生对不起!”(意思是为他经常在报纸上和我们进行争论，故尔佯作致歉。)我说：“对不起嘛，那就打两个耳光!”我打了他两个耳光。次日，还把这事在报上登了出来。施看到报上的消息，竞无耻地打电话给我，说他昨晚并没有出外，可能是我醉眼昏花，打错了人；如果真是他，我俩原系朋友，我也决不会打他的。

1913年3月30日，宋教仁在上海被刺。案发后，南方革命党人要求追查凶手，袁世凯亦假惺惺地电令上海军警严缉。后来凶手应桂馨捕获，在家中搜出了袁要应刺杀宋的密令。真相大白，群情愤激。南方革命党人在上海组织了特别法庭，传袁世凯及其内阁总理赵秉钧到案受审。这当然是办不到，接着全党全民都出来声讨袁贼。当时反袁最力而又握有兵权的是江西督军李烈钧，我们与之有通讯关系。到6月间，袁公然下了讨伐令，讨伐几个不听命于他的国民党督军，如李烈钧、胡汉民等。同时，下第一次通缉令，通缉包括孙中山在内的革命党要人。隔不几天，又下第二次通缉令，凡和李烈钧有来往，平时在京较为活跃、言论激烈的革命党人，均在其内，共有47名，我名列第八。．通缉令发布之前，查封了《中国报》。那时因事出外，身上只穿一件茜纱长衫，戴顶草帽，一个钱也未带。在朋友处听说报馆被查封，又闻知我已遭通缉，便在朋友的帮助下；出逃至天津。接着，袁又发布了第三次通缉令，凡属革命党人无一幸免。在天津没停多久，我又去上海。在上海住了十多天，再去南京。黄兴此时在南京，他原先幻想与袁妥协，但袁同样不肯放过他，黄兴的名字也被列入第一批通缉人员之列，这就使黄不能不出来反袁。他在南京与敌军相持不久，即出走日本。南京，由何海鸣代守，我们在南京与何一起对敌坚持了20多天，终因粮弹两竭，我又由南京回到上海，住了一年多。

1914年农历1月2日，我和徐邦俊去六安联系白朗，想借他的兵力进攻安庆。在六安与白朗及其参谋凌铁庵(1947年召开伪国大时，他曾主演过抬棺材大闹会议的丑剧)商谈。结果因白等坚持攻下一城一地须放假三天，即让其部众烧、杀、抢、掳，为所欲为三天。我们革命的目的是为国为民，而白等的主张却是与此背道而驰。凌反讥我“没有革命性”。我说：“假如象你所说的行为是革命的，我就宁愿不革命了”。于是双方不欢而散，谈判没有结果。现在回想起来，我的革命性、的确不强，一受挫折，即告恢心，不够坚韧。但与凌铁庵的所谓革命性是丝毫不敢苟同的。既是谈判没有结果，我和徐邦俊仍回上海。到7、8月间，除革命党首要人物外，袁世凯一律撤销通缉。这样，我于1914年农历9月间，返回原籍。起先在被通缉期间，我化名李耐安，这时又恢复了程饭牛的原名。

1914年农历12月间，我的二哥病逝于黑龙江安达县盐务局。我北上去料理善后，并接我二嫂及侄子回家。经过汉口，碰到前在北京认识的汪复生，他当时在湖北段芝贵那里当参谋长。他问我到哪里去?我只回说去北京，没说明此行的任务和最终目的地。他望了我的行李，那行李上贴的是程幼鲁(我的小名)的名片。汪回署后，就向段芝贵控报。段因我过去曾讽刺他是袁世凯的小老婆，说袁世凯爱听枕头言，段曾因此向我父亲说：“三哥(我兄弟排行老三)糟塌我太历害了!”对我深怀仇恨，巴不得我吃官司。所以我还没到北京，段芝贵的电报已先去了。电报上说：“程饭牛改名剃须(我在北京时留有两撇东洋胡子，回家后即剃去)。秘密来京，阴谋三次革命，为北京新同盟会部长。”因此我一到北京车站，站上军警林立，我的同伴有两人，只专对我作严密的搜查，连裤档也摸了又摸。我到旅馆以后，发觉周围都有特务。这时我父亲仍在北京徐世昌处，我就打电话给他，经他向徐世昌说明以后，徐才告诉他段来电告密这回事，并将原电文给我父亲看了。徐因事前曾听到我父亲说过，我要北去接我二兄的灵柩，所以他曾命令军警，如无确凿证据，不得随便逮捕，否则早巳把我抓走了。从此我改名梦余。父亲虽在徐处寄食两年，但未担任任何工作，因无旅费，稽留在京未能南下，直到我从黑龙江办好各事返京，他才同我和嫂子及全家人于1915年4月返回原籍黟县家中。

1915年12月，蔡锷在云南起义讨袁，各省响应，袁被迫宣布取消帝制。我于1916年3月间去上海继续从事革命，奔走到6月，袁病死了，我曾打电报给李烈钧，其中有云：“……太憨虽遭天谴，群凶尚在人间，至乞扫穴犁庭，除残(恶)务尽；慎勿养痈成患，遗祸无穷。逖听捷音，伏维垂察。”(凭回忆大意，可能与原文有出入)我坚持要肃清这批拥袁亲袁的余孽，但有人不同意，要和他们妥协，我在上海没停多久，就于7月间仍回原籍。

二、两次不同的会晤

1912年，孙中山先生去北京。当时，我在《中国报》任总主笔。在同盟会盟员开过欢迎孙先生的大会后，我和同行数人前往晋谒孙先生。在接待我们时，他态度和蔼，平易近人，一点架子也没有。当得知我们都是搞新闻的，便向我们建议，要我们秉笔直书，对于军国大事，一定要畅所欲言，丝毫不能隐讳，但对于某些领导人的私生活，则只应婉转进言，多作巽词，二者必须有所区别。

事情虽是过了七十年，但孙先生的教言，仍然深铭心底，毫未泯灭；他说，对原则性的问题，如果不坚持弄清是非，那准会坏事；而在非原则性的问题上一味纵缠，那就不利于团结，最后也会坏事。此吕端之所以要“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也。孙先生的教言，有其深远的现实意义。 

先此时间内，章太炎先生也去了北京，有的同志准备去看他，而另一些同志则反对。认为章太炎是“疯子”，去看他太没意思。而有人认为，就算是“疯子”吧!…也该知道他是怎样个“疯法”；有人便举出一个例子说明：光复后，在南京举行阵亡将士的追悼会上，章送了一幅挽联，其文曰；   

大盗鼠窃狗偷，  死者不瞑目。

此地龙盘虎踞，  古人之虚言。

从今天的眼光来看，这实是反动，并不是什么疯癫，因其中的“大盗”是影射孙中山的，这联文大大的不通；谁都知道，大盗与鼠窃、狗偷是完全不同的，从来就没有人称鼠窃、狗偷为大盗。这里是不是分别指大盗、鼠窃和狗偷呢?即使那样，仍然是不通的。因其既不与“此地龙盘虎踞”成对偶，且又没有谓语，根本不合语法结构。

据闻，章太炎从上海出狱后去日本，同盟会很器重他，孙中山委派他当《民报》总主笔。可他虽谈共和，却极力反对民主而主张虚君制。孙先生当向他指出，这样就会与康、梁走的是共条路，则所谓君主立宪。由于章太炎不受劝诫，仍然主张鼓吹“虚君共和”的谬说，孙先生只好免去他那《民报》总主笔的职务，改派张继接充。因此章太炎就竭力反对孙中山，妄图不让孙先生担任同盟会总理，并准备拥戴黄兴出来接替这一工作。黄兴当然不能同意。章太炎便又连黄兴也反对，越发一意孤行起来。

1911年在南京选举临时大总统时，孙中山于十七省中得十六票，其中浙江省一票由于章的作梗，未得投成，而临时副总统黎元洪得的却是满票。事情还有更甚于此者，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后，停柩碧山寺。章送挽联云：

遍地尽苏俄，    赤化不如陈独秀；

满朝皆义子，    碧云应继魏忠贤。

将孙中山先生比做魏忠贤，这是莫大的侮辱。当时有些好心人便出来为章辩解，认为他不会挽此联文，多分是有人在嫁祸。也有人迳自向章投问，章竟丝毫不隐讳，且自诩其用典“妥切”。因碧云寺初为魏忠贤生词，魏败露后改建为寺。其挽黎元洪的挽联则为：

继大明太祖而兴，玉步未阶，绥寇岂能承正统?

与五色国旗同尽，鼎湖一去，谯周从此是元勋。

这里将黎元洪视为民国的化身，黎一死民国也从此完了。影射孙中山为寇，把活着的人比着象为谯周出卖蜀汉那样出卖民国。其署款为中华民国遗民章炳麟挽。他为什么对黎氏如此一往情深和推崇备至呢?事情很简单，就因黎氏送过他几千块钱。他本来是捧袁世凯的，袁氏给了他一个东北筹边使的肥差使。后来这个职位撤销了，他才改而反袁的。章太炎晚年反对蒋介石，曾公开说“三民主义”是民不聊生、民怨沸腾、民变蜂起。后来蒋介石每年送他五千块钱。叫他在苏州讲学。他就禁口国政，也不再骂国民党了。

章氏的类似举动很多，不能不使人感到愤懑和叹息。仅仅留下一个“疯子”的声名，对他说来，也还算是幸遇。

后来，当我们和章先生见面时，不知何故，他一个劲地大骂安徽人如何如何坏。其实这时既是段祺瑞、段芝贵(安徽合肥人)他们兄弟一伙，也还未充分暴露其真实面目，还看不出其有何等的坏，其他自郐以下，那就更不须提了。我既是安徽人，听了他这段“高论”，当然不能无动于衷，于是我就起来发话：“安徽固然有坏人，又何常没有好人?浙江固然有好人，又何常没有坏人?我们这个安徽人，也许就是你先生所谓的坏人吧?为了不想沾污你，我宣告退席”。拂袖迳出，还有几位安徽同志也相继退席。及今想来，还不理解他当时痛骂安徽人是出于什么动机，那确实只有以“疯子”视之了。此后，我就再未见过他。我觉得章太炎的学问文章是一回事；而他的为人行事，则又是另一回事。若与孙中山那伪谦冲和的态度相较，不啻霄壤之异，即只这两次会晤，已足以说明问题，更不需再论其荦荦大者了。

值此辛亥革命七十周年之际，谨写此文，以资纪念。

三、谒见孙中山先生的回忆

1912年8月，袁世凯在挥着屠刀大砍大杀革命党人的同时，打出“共商国事”的幌子，邀请孙中山入京会谈。8月25日，孙中山先生抵达北京，在车站欢迎他的有两千多人。抵京后，中山先生下榻外交公署迎宾馆(在外交部隔壁)。26日上午，他走访了袁世凯，回来后参加了在湖广会馆召开的国民党成立大会。会上，孙中山被选举为理事长。另外几个领导人为理事。选举是通过举手表决的。27日，袁世凯回访了孙先生。   

早在孙先生将来北京的半个月前，袁世凯诱杀了张振武和方维。张振武是武昌首次起义后武汉军政府的军政部长，方维是武昌首义的发起人之一，他俩都是共进会的成员。由于黎元洪不是革命党人，张与方对黎不够好感。黎就在袁世凯面前进谗，怂恿袁将他俩诱骗来京，一下车就遭到逮捕，袁当即将其交由执法处长陆建章审讯。结果，据说张、方二人对“蓄意推翻袁政府”一事，都“供认不讳”，因此被处死刑。此中奥妙，当然是一般人所无法窥知的，包括我们这些新闻工作者在内。但在我们看来，诱杀张、方是袁世凯的凶锋初露，它起着对孙中山的示威作用。因此，我们有必要向孙中山采访，搞清楚他对张、方被害的态度和对当前国事的意见。

我偕同<中国报>总编辑叶蠖生、主笔丁一、汪仲权(我是该报的总主笔)。于8月28日(或29日)上午9时，前往迎宾馆谒见孙先生。当向传达室交上各自的名片，即说孙先生很忙，要我们等一等。一名传达拿着名片进去了，大约等了26分钟，传达回话说，孙总统接见。我们和孙先生会晤，向他深深地鞠躬致敬。我们称他总统，他称我们先生。他请我们坐下，然后拿出名片来各自认识。他对我们说：各位先生都在新闻界，这很好。希望各位能秉笔直书，对军国大事一定要畅所欲言，丝毫不隐讳，等等。这些话，符合“大事不糊涂”原则精神。我们谒见时，按照原定计划，就张、方被害一事，向孙先生请教，问他有何感想?还向他请教对于今后的国事，有何主张?孙先生回答说：他曾与袁谈及张、方事件，袁谓此事系黎元洪及湖北议员所揭发。袁又谓不得不依“法”处理。我本人(指孙先生自己)坚决矢志民国，绝无异志，等等。

我们向孙先生反映说：袁、黎勾结是尽人皆知的事，当张、方一案发生后，黄克强与先生曾来电质问，鄂省议员张伯烈无力，袁之所称，实为遁辞。孙先生除了同黄克强曾来电质问过张，方事件外，听了我们反映以后，进一步表明他并不赞成袁对张、方的处理。关于今后的国事，孙先生以鲜明的革命民主派的立场，指出中国永远不会再出现君主专制，这是肯定的；他强调今后要伸张民权，开展地方自治。说到这里还风趣地解释着：“是自治喽，不可能是官治呀!”接着他强调要注意民生，发展实业，包括工、矿、渔、林各业都应大力发展。这次，他差不多把各方面的问题都谈了，并要求我们从舆论上督促政府逐一实行，要求我们同政府合作。最后，他谈了自己，说他准备为建设二十万华里的铁路而投入全部精力，并说他准备到全国各地去看看，实地调查一番，再决定如何进行。

这时，传达又拿了一大叠名片进来。我们看到又来了大批客人，就表示告辞。并表示对“孙总统的指示，一定照办”。孙先生说：“我实在太忙，今后如有机会，再和各位作一次长谈。”可惜以后再也没有那样的机会了!

会晤进行了半个多小时，我们在迎宾馆里一共逗留了一个多小时。这次会晤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孙先生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一个胸怀豁达的政治家。他给我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