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10月间，黟县教育界发起了一次清算积谷仓账目的反封建势力斗争，对象是当时全县封建势力的代表胡敬庵及地方劣绅王叔平。出面领头发动群众的是蔚文小学校长范治农，实际组织领导却是地下党员汪希直同志。当时，汪希直是我县唯一的共产党员，范治农也曾是我县国民党改组派(左派)的领袖。周围团结了一批进步力量。汪、范两人意向相投，知交多年，是患难与共的老朋友。其时，国民党县党部常务委员江承量是个改组派，我当年也是带着改组派的关系，从江北于9月间回到黟县，在县党部任职，我们经常与范治农取得密切联系。因此，以改组派面目出现的政治力量，发起“清仓”斗争，深得群众支持。胡敬庵探知消息，逃到古筑躲藏，王叔平也避而不敢露面。我们的队伍游行示威至县积谷仓，逼着看守人员交出账簿来清算，看守人员说账簿藏在胡敬庵处，当天没有结果。次日伪县长程运启出来调停，在伪县政府召集会议(胡未敢出席)，勒令胡敬庵交出账目，限期清算。这次斗争鼓舞了群众，撕破了封建势力头子胡敬庵的画皮，使他威信扫地，社会地位一蹶不振。

1931年，地下党人余华(余纪一、又名余庆瑞)、舒庆生(舒正海)两同志受党的指派，先后由上海、安庆回到家乡，会同汪希直开展党的工作。这时的范治农经历1927年大革命失败的教训，逐步认清国民党从“宁汉分裂”到“宁汉合污”的反动实质，看穿蒋介石反革命的狰狞面目，已幡然改变了改组派立场，积极靠拢共产党，思想更趋进步，革命意志尤为坚决。他深知汪希直、余华、舒庆生回黟所负的使命，而汪希直他们也非常清楚范的政治素质，知道他有深厚的群众基础，颇得进步青年信任。所以余、舒两同志就住在范的学校里，并应聘担任教师，藉以掩护地下工作。他们共同学习马列理论，分析当时形势，秘密地开展党的工作。同校教师也受到党的熏陶教育，革命种子在蔚文小学出现了萌芽。

汪、余、舒三位同志都是本县人，情况熟悉，党组织发展很快，十都里山，二都沈村、九都屏峰山、四都关麓下一带，先后都有了党的地下组织。蔚文小学的范治农、吴颂周、范澍生、舒天经、舒南谷也先后被吸收入党，广泛团结了一大批进步力量，党的队伍逐渐壮大，由城市到农村，从知识分子到工农群众，工作愈见成效。

那个时期，党很重视政治宣传工作，注重发动群众，提高思想觉悟。宣传教育的形式分两个方面：一是组织发动青年积极分子，经常开展戏剧(包括文明戏、京戏、话剧)、歌咏、舞蹈、讲演、体育等群众活动，在城区、碧山和西武乡一带演出，很受群众欢迎。二是出版刊物，初名《群言》，后改为《生存》，由程仿尚主编。他虽非党员，但思想倾向革命，是个进步青年，且在黟县各方面对他没有恶感。刊物的内容除通俗地宣传马列主义理论知识外，还针对社会上一些不合理的事情进行揭露、讽刺和抨击，每半月出版一期，用十六开白报纸印发。这时1933年，范治农已去休宁万安的省二中(即今休宁中学)任教，《生存》仍由他负责委托歙县《徽声日报》社代印。  

1933年，为了进行反对封建迷信的斗争，地下党组织了解到1927年大革命时期，屏山村第一次开展打倒神权活动，遭到封建宗族势力的阻挡，以致没有获得成功。主要是没有依靠和发动群众的缘故。于是，决定开展第二次活动。即由余华、舒庆生、舒天经、吴颂周、范澍生、舒旭长、汪淮生、林荣华和我共九人直奔屏山村；与此同时，汪希直在沈村、屏峰山一带发动群众，也赶往屏山村，游行示威，贴标语、呼口号。该村封建守旧势力鸣锣集众，出面阻止，双方对打一场。结果我们人多势壮，把该村道院、红庙的“老菩萨”彻底砸碎，把鸣锣人持的大锣夺来甩下溪滩。对方惊慌失势，无力招架，我们当即收兵，胜利回城。这次打“老菩萨”的举动，威震全县，影响很大，至今人们谈及，仍然啧啧称道“有胆有识”，对封建神权思想是一次猛烈的冲击！

1934年1月，党组织根据当时的形势分析，为了避免黟县国民党当局对蔚文小学的怀疑，也为了方便四乡各处地下组织联系工作，经范治农出面，找过去与国民党改组派有关系的伪县长赵华山协助，筹拨八十元交给我，自上海买些西医药品和简单医疗器材，以我个人名义开业行医，租赁北街“憩园”，开设一所“新民医院”，公开为群众看病，暗地却为党做掩护工作，也算是个地下交通站。这样，我在工作中认识了不少党的地下工作者，如：十都里山一带的主要负责同志王子成和四都地下交通员陈天生等。

不久，赵华山伪县长去职，继任的伪县长庄继先(山东人)，是个反共的死硬派，抗日时期曾在国民党三十二集团军上官云相司令部当过办公室主任。他对共产党异常仇视，在黟县残杀过很多革命同志。到任不久，就对我县反共分子舒其钊非常信任，委派他到十都际村当“第三区”区长。那里地处山区，远离县城，交通不便，是我山区游击队出入活动的咽喉要地。庄继先派舒其钊坐镇三区，虎视耽耽，窥我动向，妄图扑灭我山区的游击队。地下党掌握这一情况，决定派余华同志通过社会朋友关系。打入“第三区公所”担任区员，又派朱立高同志去当区丁，监控三区，掌握敌情，架空舒其钊。

大约是1934年5月间，为了拔掉际村三区这枚“钉子”，打击敌人，武装自己。我党地下组织通过周密计划，布置了一次突袭劫枪行动，亦即国民党所谓的“际村劫枪案件”，震惊了黟县国民党当局。这次行动，先是由王子成同志带领里山的游击队，化装潜入际村埋伏，并与余华同志秘密取得联系，侦察舒其钊不在“区公所”歇宿。深更半夜时，将“区公所”包围，四面鸣枪示众，余华即在内部策应，打开大门，让游击队冲进“区公所”，把所有枪支弹药尽行收拢，朱立高同志也献出收藏的一把盒子枪，迅速地完成战斗任务，胜利返回里山游击根据地。事发以后，余华同志渐被怀疑，就在敌人即将逮捕之前，他闻得讯息，速即脱离虎口，安全转移到新的战斗岗位。余华同志走后，国民党反动派对于与余接近的一些同志，更加注意监视，于是汪希直、舒庆生也先后秘密离黟。这时地下党领导的城区工作暂时处于低潮，但里山游击区活动依然活跃。同年12月，国民党猖狂反共，安徽省政府主席刘镇华坐镇屯溪皖南行署，亲自指挥剿共。当时，我县自从柯村暴动，际村劫枪和方志敏同志率领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到达之后，更是成了敌人疯狂围剿的重要目标。因此，程仿尚、范澍生、吴朝宗、胡彬心、叶兰圃、吴绮文和我七个人，均同时遭敌逮捕并押解安庆“反省院”囚禁和审讯，蒙受种种痛苦折磨和残酷刑罚。由于我们都不是共产党员，范澍生虽已入党，但未暴露，所以经过党组织秘密地多方设法营救和社会关系的保释而先后被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