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游击队将入城的前几天，郭南羽(云鹏)秘密来我处联系，并带来布告，请我派人张贴。不知何处漏了眼，特务来到我家住屋朝横沟一面的门前等侯。我发现这一情况，即叫郭穿上我的长衫，戴上礼帽(他来时原是短装)送他朝街的那一个门口出屋。特务们在另一侧空守了几个小时，中间还曾借故进屋来和我搭讪，但郭早巳离开，特务们什么也没有侦察到，

我分了几份布告给胡是，他趁一个雨夜去张贴，刚在北街口墙刷好浆糊，突然由上街射来几道手电光，来的正是伪党部秘书胡考他们。胡是一阵慌乱，丢下布告和浆糊桶就跑。他家住胡家门楼，那里的巷子很多，只要能跑进巷就看不见人，更别说是抓到了。胡考他们追了一回，人没追到，布告可拿到了。前次，他们只怀疑我“通匪”，现将前两天游击队有人到我家，今夜那人又是朝我这一方面跑等情况一联系，断定我是“通匪”的了。他们开会决定，要把我、汪忠、胡是等所谓“通匪”的20余人一网打尽，悉数枪决。胡考因老婆生孩子去了屯溪，将这一罪恶计划交汪珩之执行。汪准备4月23夜动手。当晚，碧山方面来电话，说解放大军将到。其实那是刘汝明残部。汪珩之听到这一消息，连逃跑也来不及，哪还顾得上处理我们。我原不知道敌人的这些阴谋，解放后他们纷纷被捕归案，在审讯中供出，有关领导同志转告我的。、早在一年前，胡考就曾派人暗杀我，由于我没有经过他们埋伏的那条路，才未遭毒手。镇反期间，我是县审理反革命委员会的委员，在闲谈中，公安局高毅如局长对我说：“所有受审的人，没有一个不是反对你老的。”我说：“正因他们都反对我，我今天才有资格在这里当委员，不然的话，我准和他们一样，今天也要受审的”。

黟县伪党部书记汪珩之，伪县长肖子纲于4月23夜潜逃。肖复于24日回城。24夜午夜起，城中突闻枪声，由密而稀，至黎明方止，我正猜疑中，商会理事汪毓祥就来了我家，始知肖子纲于24夜再度潜逃、枪声是他打着壮胆的，现在城里已是群龙无首了。但城中还留有一部分自卫队，邀我同去商会为其筹划给养。参加会议的有商会理事长汪毓祥等10余人。正开会时，游击队由横冈送信给我，请我代其洽商接收国民党政府的有关事宜。会后，不少人纷纷来我家问讯。我把李勣侯拉到一旁，劝他立即放下武器和释放一切政治犯。他说：“幼鲁(我的小名)叔!我完全听从您的嘱咐，不过，我作不了别人的主，待回去和大伙商量后，再来回话。”同时，他要求我保证他的生命安全。我说：“那有毛主席给你保证。毛主席说过：放下武器，既往不究。”镇反期间，李竞遭处决，我觉得我是骗了李勣侯，心中虽甚耽耽，可却不敢说出。近年有关领导向我了解当时情况后，指出对李的处决是不恰当的。党恢复了这种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使我感到欣慰。这是后话。

后来李勣侯回话，除江继祖一人反对外，其余的人都愿交枪投诚。防守东、郭两门的自卫队负责人，均表示听从地方父老吩咐，一切照办，游击队来人联系都由这两门出入。只有由江继祖负责的北门仍然关着。我将江的桀骛情形告知游击队，请其每晚巡哨至城下，并要东、郭两门自卫队监视江的动向，若其蠢动，即朝天鸣枪三声，由游击队武力解决之。

经过几度磋商，商会理事长汪毓样、理事焦模坤、汪起予等募集银元四百给自卫队，言定一手交钱，一手交枪。工商界的个别人士，踌躇不决。我要我爱人当场把手上戒指脱下出借。他们看我这穷光蛋尚且如此，不好再事推脱，款子很快就集聚了。

4月29日傍晚，一切手续已办妥，我便叫吴长翼持我的亲笔信去横岗欢迎游击队入城。黟县从此获得了解放。

作者：原省政协常委、文史馆员，程跃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