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时期，1941年蒋介石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充分暴露他那“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破坏国共合作，执行法西斯独裁统治的狰狞面目，引起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和极大愤慨，舆论谴责，民心丧尽。

这时，躲在重庆的蒋介石，处心积虑，惧怕末日来临，特意指使军统头头戴笠，除原有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警卫旅和委员长侍从室警卫人员以外，成立一个效忠于他的特别警卫组，用以加强安全保卫工作。特别警卫组的人员约一百六十多人，全都是戴笠亲自指派军统骨干分子和军统所属的各个训练班点名挑选的，而各个训练班(如：财政部查缉训练班、军令部谍报参谋训练班、南洋训练班)的学员，大部分都选自中央军官学校各分校第十七期、十八期毕业的青年军官，再经过半年的特种训练，学习射击、擒拿、拳术、侦察、通讯、跟踪……等项目，然后分配到特别警卫组。我就是1941年从中央军校十八期毕业生中被调去参加谍报参谋训练班而后到了特别警卫组的。

显然，特别警卫组直接归属委员长侍从室领导，是蒋介石信得过的警卫力量。它的主要任务是负责蒋介石的外区警卫、维护他外出公路沿途的绝对安全。因之，警卫组的人员根据分工划片，长期分散居住在蒋介石的轿车经常行驶路线的警卫点上，平时经常了解沿线的社情敌情和各种情况，发现可疑现象，当即深入侦察，并及时上报组本部和侍卫长。如有重大案情，则由侍从室饬令刑警机关侦破，特别警卫组是不披头露面公开身份的。但警卫组内部制度极严，必须按时向组本部请示报告，即使一般正常情况也得按规定时间碰头联系。组长朱金骅经常说不定什么时间要到警卫点查勤。蒋介石出车时，随同他后面第二辆车上负责警卫，也随时直接查看，他们是侍从室警卫长俞济时，国府警卫总队长石祖德、警卫参军施觉民，三个头头轮流负责。根本不准擅离职守和无故缺勤，不然就要给以严厉处分。

蒋介石在重庆有四个官邸，这就是市区曾家岩公馆、郊区九龙坡公馆和山洞公馆、南岸的汪山公馆。常住的就是曾家岩、汪山两处，另两处都是作为临时行馆，当作防空、歇息、兜风、游览的休息地方。他的公馆周围哨所、门岗归警卫旅担任，内卫就由侍从室警卫人员负责，设有内卫、侍卫、特务三个股，特务股长是黎铁汉。这个内卫人员几乎都是蒋家最贴身的亲信和浙江老乡，容不得任何人去插手染足，否则，蒋介石连睡都不放心。真可谓是里三层，外三层，层层设防，戒备森严。

一般讲，蒋介石要外出时，侍从室即按响电铃通知警卫、司机，侍从官专候在轿车旁，开关车门，接拿衣物，传达命令，保管机密文件。特务股的人即坐在第二辆车随后警卫，沿途如有必要就下车执行任务。这一点，在特别警卫组成立以后就不这样了，而是他们在车上与我们用暗号联络。特务股人员还可以随时调遣指挥军宪警特，排除任何交通阻滞，保证蒋介石轿车安全通行。我们的联络暗号，在重庆期间，白天是以左手持一张报纸，夜间即用手电筒对着第二辆车照射三下。到了南京时期，都采用这种联络办法，当然是落后原始的办法，但是相当保密，时常变换方式，目的在于使蒋介石的随车警卫能够识别有我们特别警卫组的人在值勤。

可见，负责蒋介石的外区警卫人员，从来不是自由自便、轻轻松松的。因此，我们必须长年累月地日日夜夜“钉”在警卫点上，随时接受检查，随时联络信号，确实是诚惶诚恐，战战兢兢，思想箍得铁紧，唯恐临时发生意外。我至今记得在重庆的几年里，只有蒋介石访问印度和开罗盟国(中、美、英)“三巨头”会议这两次时间，我们特别警卫组才算透口气，乐得自由自在地休息，但在国家新闻消息未公布之前，谁都不准泄漏丝毫风声。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国民党政府还都南京。蒋介石的官邸就在黄浦路国防部的后边，里面有花园、草坪、车间、会议室、警卫宿舍、餐厅，规模相当大。当时，以他的官邸为中心，将南京划成十个警卫区，范围扩大到郊区汤山、中山陵、灵谷寺、下关。每个区由侍从室特务股派出一人当区长，特别警卫组的人担任副区长。区以下设警卫分队。配有若干名队员，特别警卫组本部还保持一定的机动力量，形成一个庞大严密的警卫网。我们头头也换了，特务股长是刘树梓，特别警卫组长是梁绍洲，我也当上了新街口区副区长。正区长不必讲，当然是特务股派出的浙江东阳人厉国璋担任。蒋介石官邸周围除布有国民政府警卫总队武装警戒，还配驻有特务警卫人员，所有出入官邸的官员车辆，都得经过他们认真检查特别通行证和出入证，就连警卫人员本身佩戴的证章也得检查，如果警卫证章有一枚遗失，立即全部更换，以免被人混入官邸发生意外。

按照惯例，蒋介石每逢元旦、总理诞辰和逝世纪念日，都要到中山陵去谒陵。平时，他在黄昏前后，要么单独一人，要么与宋美龄一道，总要开车出游，有时夜里不眠，比如解放战争时期，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他歇斯底里，常常深更半夜不困觉，还要出车绕南京市区兜个圈，才回官邸休息，搞得警卫人员疲乏劳顿，担惊受怕，跟着吃苦。我们外区警卫驻地与官邸内装有专线电话和自动电话，蒋介石出车之前，特务股值班人员就电话通知全线出动，讲的都是，暗语，防止窃听失密。蒋介石心怀叵测，诡计多端，事前从不对司机说明去向，而要在登车坐定以后，再指示司机开车的方向路线，所以他的轿车不仅时常变换车型、号码，还装有防弹玻璃。警卫人员都佩戴左轮手枪，机动警卫人员车上还装备两支“汤姆生”美制冲锋枪，用仿制手提琴匣子装着，紧跟蒋的车后，如到中山陵谒陵、庐山避暑或外出巡视，就是便衣警卫携带“手提琴”，在前面引导。一般老百姓看来，还以为是过路的音乐爱好者。

1946年，蒋介石撕毁“双十协定”，猖狂进犯解放区，内战激烈。南京经常有来自中统和保密局有关刺杀国民党军政要人的各种情报，天晓得哪是真假的东西，可是侍卫长俞济时却都很重视，勒令警卫人员侦察防范，弄得大家神经紧张，提心吊胆。47年的一天深夜，在蒋介石官邸的后围墙外面，警卫发现一个偷偷摸摸的人，喝令他“站住”，他反而逃跑，当场即被警卫人员击毙，后来查明这个人原来是企图偷窃围墙外面一家营造厂的建筑材料，死者是个福建人(姓名记不清)，他的哥哥控告到国防部军法处，表面上这个警卫拘禁了一个多月，关在禁闭处，天天酒肉不断，最后宣布“无罪”释放了。不但无罪，反而优待，蒋介石就是这么一个人，“杀一儆百”，草菅人命!他在南京的行车路线有四条：一、官邸→国府路(总统府)→官邸；二、官邸→中山东路→新街口→中华路、中华门→健康路→太平路→官邸；三、官邸→中山东路→中山门→中山陵→灵谷寺→孝陵卫→官邸；四、官邸→中山东路→新街口→中山北路→鼓楼→下关→官邸，沿途都作了重点部署。虽然行车路线是固定的，但是行车时间谁都摸不定，有时蒋介石在中途忽然转向，使人掌握不到他的行车规律，而且他历来习惯坐第一辆轿车，警卫的车辆都跟随其后，停车时他就最后下车。记得我看过的(侍卫官杂记)，书里描写蒋介石外出，前面第一辆车上都是武装警卫，提着手枪在前开路，随时可以击毙路旁蹲着“出恭”者，这是失实的。

在南京的三年中，蒋介石每年都要到庐山去避暑，警卫人员就得提前去布置，当地庐山管理局负责人和警察局长都由侍从室派人去担任，从九江机场到庐山沿线也有周密的防范措施，使整个地区的警卫工作无懈可击。1947年战局逆转时，蒋介石大发脾气。动辄训人，粗暴谩骂，“娘希匹”就脱口而出。但他也有高兴的时候，那只要看他斜靠在沙发上以手拍膝打节奏，嘴里哼呀哈的唱京调，就说明是他惬意的时候，侍卫长俞济时摸透了他的脾胃，有关警卫人员的年资、福利、奖金等问题(本来不需蒋介石亲自批的)，但在他拍手哼调的时候，呈送请批，没有不获批准的。有一次，蒋介石心血来潮，集中全部警卫人员到官邸点名检阅，由侍卫长俞济时、总队长石祖德主持，并在“励志社”餐厅会餐，目的是训示嘉勉，鼓励警卫人员为他效忠卖命。我们外区警卫人员跟蒋介石极少见面，看过他的人可能都了解，他表面一套，背后又一套，面子上道貌岸然，庄重严肃，骨子里男盗女娼，阴险奸猾，对谁都不信任，疑心病到神经质的地步。1948年召开的所谓“国大”，大会秘书处从“国大代表”的住宿、饭堂、司机、停车场、衣帽间直到会场、休息室，统统安插特别警卫人员担任，负责监视“国大代表”的各项活动，也为保证蒋介石的安全。

1949年8月我由广州奉命到重庆去担任蒋介石飞重庆的警卫任务。当时，在重庆的国民党各界人士，还打算9月3日(侵华日军投降纪念日)欢迎蒋介石再度莅临，举行庆祝游行。不料9月2日陕西街发生大火灾，9月3日还烧了一天，这样才把庆祝游行作罢。蒋介石预感那次大火不是好征兆，很快离开重庆直飞昆明，临走吩咐我们到成都新津机场待命飞台。后来在成都，待机飞台的人很多，而解放大军已经胜利入川，在这紧急关头，我经黄埔同学介绍；转入宋希濂兵团118军54师161团当了团政治部干事，并毅然参加宋部起义，投向人民怀抱，走上新生之路。

现在，让我撰写这篇亲历回忆文章，实事求是，反映历史，虽属一鳞半爪，不甚全面，但我认为它对史学研究，文艺创作等等工作，或许有点滴参考作用吧！

作者：县政协委员、黄埔同学会会员，戴刚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