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后期，国民党五十军曾在黟县驻扎。这支部队原为刘湘旧部，出川后归属第三战区，隶二十三集团军唐式遵部。下辖144师、145师、新七师三个步兵师。

首任军长郭勋祺，他在1935年是追击红军时的败军之将，对红军的政策较有认识。在苏皖前线因该部与新四军战斗地境毗连，为了搞好友邻关系，曾邀请新四军参谋人员来军部讲授游击战术；后来新四军挺进苏南，过境时，五十军给予借道的方便。这些，在国民党最高当局是被看作大逆不道，是难以容忍的。在皖南事变中，五十军围攻新四军时，144师作战不力，阵地被突破，损失最重，新四军一部分指战员多从这一缺口中突围出去。上司查明，本应严办该师师长唐明昭，在唐系唐式遵的堂兄弟而被庇护，只得从轻发落，撤职了事；但军长郭勋棋却倒了霉，被撤换调训，断送了前程，从此以后再未掌握兵权。继任军长为范子英、佟毅、田钟毅等人。

追溯五十军出川，守备芜湖、繁昌、青阳、贵池、南陵、铜陵一线江防，这是一个暴露于日军炮火攻势下的危险地带，临战时伤亡惨重。继后1940年日军又自芜湖、南京以两个师团兵力扫荡苏皖南部，五十军喘息未定，突遭袭击，在短促战斗中，几至溃不成军。从此元气大伤，又因系地方杂牌军，得不到应有的补充与补给，所以士气不振，纪律松弛，巳无战斗力可言。

1942年日军发动浙赣战役，第三战区被隔断割裂。成为整个抗日战场上的“支”战场，迫使战区当局改变战略部署——从开始时“勉力以赴”而转为“消极避战”。于是五十军才得在皖南苟安一隅，与正面日军各自据地以守，维持相安局面。军部移驻远距前线数百里的后方——黟县渔亭。   

这时五十军所辖三个师中的144师官兵大部在团长张昌德裹胁下投靠了汪伪和平军，只剩下一个师的空番号。其余两个师被分割建制，原21军148师与145师对调改隶五十军，但仍远驻江西景德镇、乐平、东乡一带担任守备，只有新七师距军部较近，驻石埭担任铜陵、南陵、繁昌、泾县地区的绥靖(防共)任务。驻黟县只有军司令部和直属部队及一个干部训练班，并不包括作战部队。

军部驻渔亭岩下村，有参谋、副官、军需、军医、军法、军务六处和国民党特别党部。直属部队特务营、通讯营及辎重团分驻渔亭街、岩下等附近村落，担任军部警卫乙工兵营及搜索连、特务二连驻黟城附近横冈、瑶山等地，担任“力干班”和副军长吴鹤云的警卫。(吴住瑶山)“力干班”是干部训练班的代号，班本部设在横冈，由吴鹤云主持，班主任是白仁辅、李栋梁等。下设军官、军士两个大队，调训连长以下的尉级军官和副班长以上的军士。还办过一期报务队，招收初中程度的青年，培训后充任部队无线电报务人员。

早在1941年以前，五十军及各师的政治部编制有政治工作队，以话剧、歌咏、出刊壁报、书写标语、画漫画等方式宣传抗日和组训民众。1941年以后军撤政治部，各师也设有政工队的编制。五十军和新七师曾以特别党部名义组设战时工作团来开展战地的宣传和民运工作。先后曾在南陵、泾县、石埭、太平等地进行“文化劳军”，演出大型抗战话剧《国家至上》、《生命之花》及《烙痕》、《放下你的鞭子》、《人约黄昏》、《烟苇港》等独幕话剧。二十三集团军总部的“移风学社”京剧团也曾来黟县为力干班举行慰问演出。

川军将领在川省割据混战时期，就是凭借“袍哥”义气带兵，从来不用军纪约束部队，往往攻打某一城镇，战前以纵兵扰民来激励士气，所以军纪荡然。五十军出川抗战以后，配置在突出的前沿当炮灰，械弹、粮秣、被服、装具不但与中央嫡系部队有天壤之别，就是与其他地方派系部队也难等同，因而憋了一肚子气。深感国民党排除异己的手段毒辣，但又处在嫡系部队与日伪军的夹围之中动弹不得。牢骚愤懑无处发泄，从而促使上中层军官吃空缺、扣饷粮，投机经商，非法倒卖资敌，下级官兵就强买强卖，强占民房，派夫征柴，偷鸡偷菜、乱砍滥伐，甚至奸淫妇女，抢劫民财，使黟县人民饱受其苦。至今黟城及渔亭一带老人尚能忆及这支川军的殃民丑象。

直到抗日胜利，国民党整编军队，五十军终被撤销番号，官兵分别编并到廿一、廿五两个军去，黟县人民才得解脱蹂躏之苦。但五十军内也不乏明智之士，在整编时脱离军队，不参加罪恶的内战，上层人物中如郭勋祺、田钟毅、吴鹤云、廖敬安(148师师长)等毅然摆脱国民党的羁绊，在解放战争期间为人民解放事业作出有益的贡献。新中国成立后，郭曾任四川省水利、交通厅长，体委主任；田曾任四川省政府参事室参事；吴为江苏省政协委员；廖曾任四川省万县副专员、省政协委员等职务。